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的团长竟然是美国人,而且还很“仗义”
发布日期:2022-08-03 15:53    点击次数:59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列强的要求下,不得不开始向国外派出使节。但第一个使团出访时,团长竟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美国人。这个人还确确实实从大清的利益出发来开展外交工作,实在是很有意思。

1858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与西欧列强签了的《天津条约》。条约中除了赔款割地等内容外,还明文规定大清国要与欧美各国互派使节。

其实,列强们之所以这么要求,是因为只要有了使节常驻大清国,那么以后敲诈勒索中国人就不需要长途跋涉了。因此,等双方在条约上签字以后,列强们的大使们便呼啦啦全部来到北京了。

然而,清廷却一直没有把自己的大使往列强那边送,原因是觉得“丢不起那个人”。此时,已经被列强揍了两遍(两次鸦片战争)的清政府仍然自负地认为:

外国使节驻京本就是对几千年“天朝”体制的破坏;而且,本来是“万邦来朝”,不需“天朝”对外遣使,如果“天朝”再派使臣驻外,更是承认了“条约体系”,自取其辱。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只是成立了一个总理外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负责跟各国的驻京使节交涉,算是在“宅在自己家里搞外交事务”。但是,随着中外交涉的事情越来越繁杂,总理衙门的工作人员既感到累得够呛,又觉得跟洋人不在一个层次上。因为每次谈判中,外国使节们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中国的这些总理衙门的公务员却对外国的情况毫不了解。

之所以会这样,其实就是因为洋人的使节在北京常驻,有机会摸清朝廷和民间的情况,而大清却没有人在洋人的国家常驻,根本无法了解人家国内的社会情况,这本质上就是一种

“信息极度不对称的外交斗争”

。吃亏的是大清一方。

更可悲的是,人家老外非常务实,那些大使都很懂得“入乡随俗”,很轻松地就能融进中国的官场。而大清政府的这帮官老爷,竟然没有一个人懂得国际外交礼仪,找谁谁也不愿意去研究,都觉得“丢老祖宗的脸”。因为一去人家国家,就得对外国人的国王点头哈腰,这就如同向“藩邦”称臣,太丢脸了。

你说,这个样子怎么跟人家玩?

如今,形势要求大清必须对外派使,要不然一直会处在“信息弱势”的局面;但由于祖宗礼法的束缚又使大清不能对外派使。正在这不派不行、派也不行的两难之际,一个美国佬阴差阳错地帮了大清朝的忙。

1867年11月,美国首任驻华公使

蒲安臣

五年任期届满卸任,出于礼仪,他来到总理衙门向恭亲王奕祈辞行。奕祈和蒲安臣关系不错,于是前者设下宴席,打算喝酒送别。

年近48岁的蒲安臣是美国政界的一位高材生,有哈佛大学的法学学位证。毕业后走的是“先当律师再进政府”的传统路子。从政后,蒲安臣成为林肯的铁杆助手,一直鞍前马后。林肯当上总统以后,安排他去奥地利当大使,但奥地利政府不大喜欢他,因为蒲安臣曾公开表示支持当时的匈牙利脱离奥地利的统治。于是这位老兄到了法国就没法走了,因为奥地利不让他入境。正郁闷的时候,大清那边刚跟列强们签了《天津条约》,允许各国派公使驻京,林肯于是把蒲安臣改为驻华公使。

于是,在1862年7月,蒲安臣来到北京,成为清政府接纳的首批外国公使之一。

那个年代,美国刚刚打完南北战争,自家的事还没捋顺溜,所以在列强当中的实力远在英法之后,而且几乎从没实际出兵参与过对华的侵略行动。在对华政策方面,美国主要还是追随英、法等国“吃蹭饭”。

这样看来,当时的美国与大清从未有过严重冲突。而且,美国还在1862年提出的对华

“合作政策”

,更显得美国政府好像是列强当中的“老好人”一样,使清政府对它更有好感。这个“合作政策”的核心思想就是:

咱们列强要“温柔地”压榨大清,只管讹诈大清朝廷的钱,不要过多干涉人家自己的内部事务。

对于这种政策,大清朝廷当然喜欢。

美国不仅提出了政策,而且还积极地去执行。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蒲安臣在其中表现的尤其勤快。任期五年间,他经常在英、法公使和总理衙门直接协调关系,不仅避免了很多误会和分歧,而且也确实“挡住了”英法对大清的很多过分要求。这让总理衙门的当家人

奕沂

对蒲安臣的印象甚佳。

因此,在欢送蒲安臣卸任的宴会上,奕䜣颇有些不舍地跟他一起回顾这几年合作共事的美好往事。蒲安臣对王爷也是一个劲地说客套话,而且激动之余,他拍着胸脯表示:今后大清如与各国有“不平之事”,自己愿为大清出力,甘当大清的“外聘使节”。

奕祈听他这么一说,内心一动, 瞬玩族认为如真能请他做中国的外交使臣,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天朝”往外遣使所面临的心理阴影,因为他毕竞是“洋人”而不是“天朝”的臣民。

奕䜣当即与蒲安臣交流了自己的想法,后者觉得回美国老家不一定过得比这好(在大清当公使,中国人对他点头哈腰,生活保障也很不错),于是就同意了。两人还顺便跟英国驻华代表

赫德

说了这个想法,后者觉得也行。于是,奕䜣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大夸蒲安臣能力强、心眼好、胸怀国际主义精神、弘扬助人为乐思想,既是大清的好朋友,又是各国的好伙伴,只要咱们按时给人家发工资,保证“五险一金”,人家就一定能帮助大清国处理好外交事宜。

大清朝廷也觉得这个主意既新颖又妥帖,最起码不用派自己人出去“丢人”,所以立即批复同意。

这可真是脑洞大开,牛得很。

按照大清朝廷的脑回路:外国使臣觐见中国皇帝不行跪拜之礼,清政府认为有损国体国格,而任命外国人为本国外交使团领导,清政府反不认为有损国体国格。

实在无语。

随后,清廷决定委派蒲安臣作为中国政府办理中外交涉事务的大臣率使团出访,但又担心英、法两国有疑虑,于是决定

加派一名英国驻华使馆官员为“左协理”,再加一名在中国海关任职的法国人为“右协理”

。同时,

又派记名海关道

志刚

和礼部郎中

孙家谷

二人随蒲安臣一同出使

,亦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使团随行人员有30多人,其中有一些是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学生,充任翻译。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交使团就这样组成了。

虽然蒲安臣在大清官场上的人缘总体不错,但他毕竟是外国人,所以清政府还是对其权限作了某些规定。规定也很简单:“对我们大清不好的事,能不答应就不答应;

对大清有利的事,能多争取就多争取。

”同时,为了明确上下级关系,总理衙门还规定:

凡事都得先向总理衙门报告,得到批准才能去干。最终解释权归我大清总理衙门。

使团出发前,清政府最担心的还是“礼仪”问题,所以又向蒲安臣交代了一下出使以后的礼仪细节,大概有以下三点:

第一,没事别去见外国人的国王,免得向他们行礼啥的。如果确实不小心遇见了,就跟人家国王说,咱双方都别行礼算了;

第二,到别的国家,递交国书不要直接交给人家的元首,让人家管事的大臣代交就是了,告诉他们,以后来我们大清这边交国书,也这么办,免得相互行礼;

第三,如果有啥活动必须参加,由不得不向人家行礼,那就提前跟人家说好,这是不得不入乡随俗而已,绝对不是我大清丢份了。

听完这三点要求,蒲安臣相当无语,不过也没说啥,反正嘴上是同意了。

另外,还有一个事,那就是大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的“国旗”,这样出去搞外事活动,容易被人家忽略和笑话。蒲安臣在这方面又发挥了一次“雷锋精神”,他亲自帮大清设计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即“黄色龙旗”,从此作为中国的象征而在飘扬在欧美各国。

不得不说,蒲安臣确实对中国的事情了解得很通透,这旗子也确实被大清国朝廷欣然接受。

1868年2月25日,浦安臣使团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于4月初抵旧金山,然后从陆路前往华盛顿。蒲安臣一方面是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为自己提升影响力的考虑,沿途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发表演讲,宣传中国的进步,并公开表示:“

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他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他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蒲安臣口才确实不一般,反正把民众忽悠得不轻,大家纷纷表示支持和赞同。

6月初,使团来到华盛顿,蒲安臣率中国使团来到白宫。这会儿,他丝毫没有去管总理衙门提出的关于礼节的那几点要求,大大方方地跟总统握手并鞠躬,然后向总统呈递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国书。后来他去其他国家也都是这么干的。

在美期间,蒲安臣还不顾总理衙门的限令,一点也没有打算跟大清方面商量,自己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美《

天津条约续增条约

》八条,史称

《蒲安臣条约》。

不过,这份条约相对来说还算是平等一点,比《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好了不少。其主要内容是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持不干涉政策,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两国互派使节,保证彼此人民可在对方居住、传教和留学,并可归化为公民等。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美国“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对待。这就

促使了后来大清国定下派遣留学幼童的决心

。至于其他一些条款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赴美华工、侨民也起了某种保护作用(可是后来美国的仇华思想相当严重)。而且,清政府长期视华侨为不忠不孝的叛逆,此条约则改变了清廷对海外华人华侨的态度。

后来,美国公使与清廷交换条约的批准书时,清政府虽然对蒲安臣“不听招呼”的行为很不满意,但考虑到此条约毕竞是中国首个对等条约,且内容总体对自己很有利,于是也就批准同意了。

1868年9月,蒲安臣使团来到英国,觐见了

维多利亚女王

,也递交了国书。对蒲安臣提出的“互惠政策”,英方原则上同意。1869年1月初,使团到达巴黎。

拿破仑三世

接见代表团,表明“原则上与英国的立场相同”。在德国,德皇

威廉一世

多次约见使团人员,使团还会见了铁血宰相

俾斯麦

。当时德国统一尚待稳定,没工夫去敲诈大清,所以发表声明完全尊重中国意愿,彼此交往。在瑞典、丹麦、荷兰等国,因为没有“修约”和棘手的交涉任务,使团在这些国家有些类似于观光。

1870年2月2日,使团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2月16日沙皇

亚历山大二

世接见使团并接受国书。这回,使团想趁机跟沙皇研究一下中俄之间的边界问题(沙俄私下侵吞了不少),但沙皇老奸巨猾,始终不提这档子事,而是跟蒲安臣大谈特谈俄美友好关系。对此,蒲安臣心里有些急,但也没法硬着头皮跟人家皇帝怼。

在俄国呆了一阵,因为长途跋涉过于劳累,加上俄国天气太冷,已经50岁的蒲安臣很快病倒了,医生一诊断,发现是急性肺炎。于是赶快治疗休养。

肺炎在现在倒不是什么很严重的病。但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实在太差(俄国比西欧差得不少),结果蒲安臣的病情越来越重,眼见是没啥希望了。

不过,这位外聘大使倒还是敬业,卧病在床的时候,还在关注中俄边境问题,有机会就跟随行的同事们交流意见,而且非常上心。这让随行的大清同事非常感动,大家一直认为:

自打鸦片战争以来,从没见过对大清这么仗义的洋人。

可惜,没过多久,病情恶化,蒲安臣于2月23日在圣彼得堡病故。2月26日,在圣彼得堡的英国教堂内为蒲安臣举行了葬礼。随后,他的遗体被运回美国,在家乡安葬。

蒲安臣病故后,使团由志刚主持,随后继续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此时的志刚,毕竟已经见了不少世面,也深受蒲安臣之前外交工作表现的感染,所以关于外事礼节的问题,他也认为:“

搞外交,入乡随俗最重要,这样才显得专业嘛(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

”因此,在觐见了三国国君时,他也亲递国书,采用国际通行的鞠躬、握手外交礼节。

最后,使团在志刚的率领下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国政府不借“修约”之机提更多要求、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承诺。所以,当蒲安臣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颁布上谕深表痛惜,“

著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

”,“

交该使家属抵领,以示优待之意

”。

不论蒲安臣接受大清的聘请是出于什么考虑,反正这个人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算是给中国的外交工作做出了一些有益的示范,也争取到了对大清有利的条件,并且他那种敬业的精神确实有令人尊敬的一面。用咱们的俗话说就是:

这人还挺仗义。

不过,外国人毕竟是外国人,如果那个时候美国解决了国内问题,发展壮大,实力足以到处称霸的时候,一旦美国打算敲诈大清,那么蒲安臣还会这么仗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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